然而对照2018—2019年的情况，以理论的产能变动和产量来看天津大棚管，粗钢产能利用率也将达到93%和98%的水平。但实际上，高利润刺激了设备利用效率的提升天津大棚管。2018年下半年起钢材利润开始逐渐回落，也说明实际产能利用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高水平，即实际钢铁产能已经明显高于名义的产能水平天津大棚管。

2017年以来，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高炉、转炉和电炉利用系数均出现了大幅的增加。2019年1—8月高炉、转炉和电炉的平均利用系数分别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上升了6.64%、17.36%和19.72%。而这对炼铁和炼钢产能的变化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存量设备的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同样容积的高炉、转炉与“十三五”初期的产能水平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其次，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工信部制定的产能换算系数大致与2016—2017年的设备利用系数相当。我们统计了置换新增设备的主要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与2018年末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同等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比较后发现，在中钢协会员单位中，只有首钢京唐5500立米大型高炉的实际利用系数低于工信部的置换换算系数，其他各主要炉型的利用系数均高于置换换算的系数，1000—2000立米高炉利用系数偏高的幅度更为明显。而另一方面，置换淘汰的往往是相对落后和低利用效率的设备。因此，随着新设备的投产、达产，带来的实际产能增量也将被明显低估天津大棚管。

基于设备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的现实，我们也对由此带来粗钢产能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暂不考虑产能淘汰和产能置换过程中新增和淘汰设备利用效率的差别，仅以每年的存量产能规模为基础来进行调整。2017—2019年，中钢协会员单位的高炉年平均利用系数较前一年分别提升1.77%、3.25%和1.49%。由于转炉和电炉的利用系数增幅整体超过高炉，我们就以高炉利用系数的增加幅度代表由于效率提升形成的产能增量来调整名义粗钢产能。2017—2019年以实际平均高炉利用系数的变化来进行调节，而由于2019年钢材利润大幅下降，我们假设从2020年开始，高炉利用系数不再继续上升，维持2019年的水平天津大棚管。

经过调整后，到2020年末，全国粗钢产能规模大致在10.4亿吨左右。2020年粗钢产能仍会较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但2021—2025年产能规模将基本稳定在10.45亿吨附近。另外，我们也分两种假设测算粗钢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由于“十四五”期间房地产投资和建设大概率将处于下行周期，对应用钢需求也将逐步回落。因此，我们一是假设2019年全国粗钢产能利用率同比增长5%，即达到9.75亿吨。2020—2025年产量匀速下降到8.5亿吨，每年降幅在2.2%左右;二是同样假设2019年粗钢产量9.75亿吨，2020—2025年产量匀速下降到9亿吨，每年降幅在1.3%附近。在假设一之下，2019年粗钢名义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98%以上，调整后产能利用率预计在92%左右。2020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在97.6%和91.5%左右。2025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下降至86.7%和81.3%。在假设二下，2020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在98.5%和92.3%左右。2025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下降至91.8/%和86.1%。

整体来看，2020年粗钢产能利用率与2019年基本相当，而2021—2025年大概率将逐步下滑。在需求较为稳定，只出现温和回落的情况下，到2025年粗钢产能利用率预计仍会维持在85%以上。而如果届时产能利用率降至80%以下，预计年均的产量降幅在2.5%以上。目前来看，出现2013—2016年期间75%以下低产能利用率的风险还相对比较有限。但2019-2020年也已经基本上是粗钢产能利用率的峰值水平。即若没有超预期的需求持续提升，钢价已经处于顶部区域。